◎新现象研究◎
作
者
简
介
金理，年1月生于上海，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自本科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另在《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60余篇，并出版专著《从兰社到〈现代〉》。年起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共两年时间。年1月至今，为《小说评论》开设批评专栏“小说的面影”。
内容提要
郑小驴的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讲述了“北漂”青年小娄一败再败的故事，然而持续的失败感乃至“路之尽头”的绝望体验，都被都市生活与资本世界所允诺的无限可能“顺利”地吸纳、化解，于是失败青年“屡仆屡起”。对于自身的真实处境没有觉悟——这才是青年人一败再败、无法突破失败循环的根源所在。不过，尽管无法扭转小娄命运的已然走向，然而作为文学读者，我们却不妨重新想象潜藏在小说情节脉络中隐而未发的可能性。通过文本细读，本文一方面剖析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试图在失败者的自觉背后，摸索一代人在历史中确立主体位置的艰难尝试。
关键词
《可悲的第一人称》青年失败感危机意识
近年来，在中国作家笔下，失败青年的形象大规模涌现，比如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徐则臣“京漂”系列、甫跃辉“顾零洲”系列、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马小淘《章某某》……本文将青年作家郑小驴中篇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1视为当代社会、文学与青年处理“失败感”的典型个案，讨论如下议题：当“失败感”在今天成为一种弥漫性的体验时，人们到底如何想象和转化这种体验？文学史曾经提供过哪些处理“失败感”的先例？今天的失败者故事，遭遇了何种限制又呈现出何种可能性？本文并非单篇的作品论，而是希望解剖“这一只麻雀”，一方面辨析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试图在失败者的自觉背后，摸索一代人在历史中确立主体位置的艰难尝试。
01
“失败感”的现实建构与文学史纵深
《可悲的第一人称》讲述了“北漂”小娄从都市逃遁到丛林这整个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在北京“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看不到任何希望”：买不起房（“好不容易我们精疲力尽无限接近首付的时候，房价一脚油门，一夜之间又变得遥不可及起来”），租住在五平米的隔断间；为了等末班车“节省那十几块钱”而与女友吵架，迫于生活压力女友两次堕胎，最终两人分手；甚至曾有的文学梦也因四十多万字的创作手稿不翼而飞而中断……怀揣理想来到都市，多年拼搏，“曾无限接近于那个梦，眼睁睁地看见它一步一步地远离而去，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于是，选择避居到边地拉丁的原始丛林中，“找个无人的地方独自待待”，不久开始种植药材，没想到因为恶劣的雨雪天气，药材全被冻烂，“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功败垂成”……总之，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一位步步失招、一败再败的失败者。
小说中的失败者，显然也来自当下现实中青年人成败评价体系的标定。当社会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就只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比如这些年蔚为大观的成功学所定义的“三个月里赚到五百万”之类。这些以成功学面貌出现的评判标准，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不但被社会精英标榜，连底层青年也复制同样的逻辑。然而他们看到的是社会流动性降低、阶层的分化与固化；他们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渺小与无助，摒弃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也无力与坚固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由此产生的无奈与积怨，往往会形成反向的助推力，将外在、单一的评判标准内化为自怨自艾的心理认同，这是“屌丝”、“卢瑟”（loser）、“蚁族”等流行语近年来风行的原因。《可悲的第一人称》尤其提醒我们注意，建构“我”失败感的首要原因是在都市生活而无房，但正像小说叙述所显示的（据笔者在复旦大学课堂上与本科生的交流来看，这一点尤其得到青年人认同），“获取独立的居住空间”并不只是一种经济计算，而是包含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样纠缠。或者说，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向青年人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意义，形成了“买房=人生成功”的考评机制，它联系着一张完整的、“正常”的生活网络，与工作、婚姻、家庭、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等因素“深度挂钩，成为‘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2。
《可悲的第一人称》作者郑小驴
文学与“失败的故事”似乎有着天然亲缘关系，“在日常生活和伟大作品中间／存有一种古老的敌意”3。人们一般会认为文学是作家们“穷而后工”的事业；而在作家的自我认知中，也往往如卡夫卡一般“把自己归并到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之列”4，本雅明甚至提醒我们，“要恰如其分地看待卡夫卡这个形象的纯粹性和它的独特性”，就千万不能忽略“这种纯粹性和美来自一种失败”，“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5。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不是为成功者加冕，而选择站在被巨轮碾碎的齑尘一边。关于文学与失败之间的亲缘关系，北岛如是说：“失败，在我看来是个伟大的主题。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向度、漂泊的家园、悲哀的能量、无权的权力。”6
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后就处于一个不断遭遇失败，不断从失败中自我觉醒的过程，“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7。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失败感被视为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因为几乎所有理想方案都是通过对国族自身的负面理解才被激发出来，“‘失败’这一观念包含着一系列文化、政治、修辞和文学策略，藉此试图修复在巨大的动荡、斗争与不确定的年代里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残损的感受”；现代中国文学提供的修辞话语“往往意味着一种沉浸于悲痛中的身份，而非一幅胜利者的自画像”，例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将痛苦、苦闷视作一个时代主导性的情感结构，现代文化与民族自觉在中国的建构，就包含着一种失败的逻辑、一种建立在拥抱挫败之上的弹性”8。这一弹性体现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青年成长经验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倪焕之的成长过程并不顺利，不论是他的教育事业、情感生活还是救国之志，都不断遭遇失望与幻灭，并最终在大革命失败的颓丧中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倪焕之的成长之旅是由一次次的出发与归零构成的。然而，正是这一出发—幻灭—再出发—再幻灭—直至死亡的循环往复，定义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型……也由此获得了它的形式：它始终是以失败为前提的奋斗故事，是站在历史幻灭之处的回望”9。倪焕之的屡仆屡起暗示着，与失败相伴随的，是深刻的危机意识与辉煌的抗争能量。这也启发读者去重视现代文学中失败经验的辩证性：在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与现代社会线性发展观的支配下，国人被视作弱者、失败者。但现代文学传统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是对上述法则逻辑上的接受，另一方面是在接受过程中对这些法则拥有具体化和普遍性而感到“伦理性的痛苦和愤怒”10。恰恰这种“痛苦和愤怒”中蕴含着翻转、变革的潜能，其所针对的，不仅是自身在“公例”评判体系下目前所处的位阶，而且是从整体上质疑该“公例”评判体系本身及其对强弱、成败的界定范畴。
当然，在失败境遇中焕发出“主动精神”，往往需要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相互动。特里林在讨论年轻人进城的故事时指出，该小说传统中大抵具备一条“浪漫传奇故事的线索”，“必须有一只巨大而有力的手伸向世界”，打破常规、选中一个主人公——皮普在沼泽地里撞见了马格韦契，于连青云直上，拉斯蒂涅只是伏盖公寓的普通寄宿者却能渐渐走进巴黎的中心，詹姆斯·盖茨来到百万富翁的游艇边摇身一变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转变“稍稍有些夸张”，“但它们却代表了日常生活中那些真实情况。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最初的几年里，西方的社会结构特别适合——或许可以说其出发点就在于——发生神奇而浪漫的命运转折”，“足以鼓励年轻人跨越阶级鸿沟”11。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到人与现实的“互动”：社会的开放性如何焕发人的能力和抱负，个人裹挟着被激发而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如何生气勃勃地投入生活……我们在路遥讲述的进城故事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上述“互动”：尽管高加林的人生处处被动（小说一开始高加林就被迫“下岗”，《人生》讲述的也是一个起于失败的故事），但他之所以愿意冒险，正是因为受到那只“伸向世界”、“巨大而有力的手”的感召，那时的“世界”还允诺着希望兑现的可能性，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实现的。而今天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却看到这样的转变轨迹：同样身处失败的境遇，从迎难而上、具有主动精神的“大写主体”，到今天暮气沉沉、自认“卢瑟”的自轻自贱者。12
此处无法详细复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失败经验的演绎及其意义，然而，文学史纵深中潜藏的失败者“无权的权力”，以及失败感中蕴含的翻转、变革潜能，提醒我们在阅读当代小说中失败青年故事的时候，要时时返顾，进而与之相对照。
02
“脱身一刻”的生机与“路之尽头”的危机感
具体到本文讨论的“这一个”失败者，买不起房，女友分手而去，工作压力巨大却依然社会地位卑微，城市留给小娄的只是无尽创痛；终于抛开一切、挣脱城市，来到边地拉丁。对于小娄这样的青年人来说，“进城”与“归乡”不仅是背向的漂泊轨迹，更是其建构主体的方式。与所有“京漂”一样，小娄首先离开故土，进入城市，在城市和资本的大海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熟悉这座城市的每寸肌理……他们熟悉北京，比自己家乡还熟”，北京这样的一线都市对于小娄而言，不仅是地理存在，也是象征空间，代表着崭新的身份意识和对未来的承诺。然而城市中的奋斗只是带来伤痕累累甚至一败涂地，于是小娄选择“归乡”，在遭受困惑、创痛与失败时，需要拉丁这样前现代的田园及自然风景来疗伤。上述“归去来”结构的故事，大体就是表达失意者（往往是男性）离开城市，回到土地以实现自我救赎，在自然风景中重获价值和新的希望，以乡愁来想象性地化解现代主体的病症。
初到拉丁原始丛林，“我”不再失眠，“梦中的天空湛蓝如洗”（相比较，在北京经常失眠，梦中反复出现“广告公司、难缠的客户、垃圾短信和彻夜排队的楼盘开售活动”，甚至“阴霾、追杀与犯罪的场景”），每天“享受着难得的平静——看书，烤火，打盹”……这一切似乎预示着边地生活和乡愁式怀旧确实提供给了失意者人性回暖的心理按摩。但是渐渐地，小娄为“翻来覆去都是一些重复的东西”而感到“厌烦”、“恐慌与空虚”。而当孤注一掷投资于药材之后，梦境中的压力与失眠再度重临，恍如“身后总是响彻着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豆瓣阅读”在推荐《可悲的第一人称》时曾有“现代版梭罗”的提法，显然这样的广告语没有理解作家郑小驴安设在文本中的反讽：首先，田园并不是乐园，隐伏着众多不可控的因素（野兽出没，天气不可测）；在现代化的挤压下田园生活本身也是千疮百孔，而都市点点滴滴破败的生活回忆一直在撕扯着小娄；越是向往远方和诗意，越是凸显无地自由。其次，卢梭与梭罗式的“回返自然”，动因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结构中城市文明和工业文化的批判，而小娄是否具备坚韧的意志来贯彻上述批判呢？
尽管如此，当小娄告别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一个电话就能左右我的情绪，左右我的计划”的生活状态，来到草叶葳蕤的拉丁丛林，这从城市中脱身的一刻，仍然绽放出生机与希望。墨拉蒂曾经指出巴尔扎克作品对成长小说结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逃离都市的迈斯特，挑战社会的于连，都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现代性主潮保持敌对立场。但是巴尔扎克的主人公一往无前，第一次完成对‘时代精神’的认同。吕西安（《幻灭》）自我塑造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与巴尔扎克时代基本的社会机制结合起来。……在一般对‘成功’的认识中，个体和世界——在某一时刻——是关联一致的，但这只是‘某一时刻’，无法要求这种关联驻足长留，因为个体生命的时间和社会体系的时间无疑会脱节”；“吕西安们往往紧跟时代，也使其无法形成一种延续的个体性：他无法‘是其自身’，某种程度上‘不具有人格’，他完全是社会创造的‘时代之子’”13。巴尔扎克将小说主人公的“成功”挂靠到“时代精神”、“外在的社会体系”上，当这一“挂靠”严丝合缝地完成的那一刻，成功者／“时代之子”就诞生了，而“失败”是被“成功”反向定义的。然而，墨拉蒂的论述非常辩证：“紧跟时代”的“时代之子”往往旋生旋灭，当个体与“时代精神”脱节的那一刻，成功者就“旋灭”为失败者，所以这种“自我塑造的方法也是自我毁灭的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型塑出“延续的个体性”与稳固的人格。相反，如小娄这般，尽管是被动，但至少从“城市式居家”（买房=人生成功）的考评机制中逃离，我们必须注意这种考评机制往往是主流价值观、支配性生活方式和集体性消费氛围所召唤出来的，小娄自谓“我抛弃了全世界”或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番从时代主潮中脱身、放弃“紧跟”，或许会被定义为“失败者”，但恰恰可能开启寻找自我“本真性”的契机。
意识到时代主潮势不可挡，但并不愿意任其摆布，哪怕是以逃离的姿态，这其中多少暗含着置身于危机处境时产生的重构自我认同的需求。“车子到了拉丁，前面就没路了”——小说开篇这一句话，不仅是写实，也警醒地点明“走到路之尽头”的危机感。“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者希望保持住一种过去的意象，而这种过去的意象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呈现在那个在危险的关头被历史选中的人的面前。”14本雅明的提示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危机感，可以把握与时代本相劈面相逢的局面，可以捕获进入历史与现实（现实正在成为或正待成为历史）的真正机遇。小娄敏锐地意识到“前面就没路了”，在这一瞬间，他被危机意识所击中，在“路之尽头”看清了自身“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处境。小娄“把手机卡扔进了火塘”切断与过往生活的联系——这番“洗心革面”仅止于一种姿态，抑或出于自由自决？
无论如何，小娄是携带着“脱身一刻”的生机与“路之尽头”的危机感而来到拉丁丛林的，我们读者也当携带着上述期待来辨析小娄在丛林中的所作所为——此后的这番作为，到底是发扬抑或耗尽了先前的潜能与危机意识？小娄会是“被历史选中”的那个人吗？
03
拉丁鲁滨逊
当下文学中大规模涌现的青年失败者形象，大抵具有外表淡漠、心如死水的特征，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根源。孤身“漂”到城市，“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15，如果“睁了眼看”，无奈、无力甚至绝望感可能每天都会侵扰你：“我”和“我”所欲之物之间鸿沟过于巨大，算了，不要有“非分之想”；更准确地说，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想了也没用”，转而寻觅自慰、化解的渠道。越是困难重重的生活，消解、转化失败感的途径也越多。屌丝的自嘲、卢瑟自晒“囧”“糗”的段子，已然成为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达，借此将愤怒、失望、沮丧与无奈转化，同时拒绝公共世界，也消弭了再次行动与诉求反抗的可能性。有论者曾从阅读文化的角度探讨当下青年文学中失败者比比皆是的缘由16，这是很具洞察力的角度，如果以关于村上春树的阅读史为例，恰恰可以证实上面的这番论述。千野拓政教授在研究东亚共通的青年文化现象时指出，村上春树吸引读者之处在于其小说提供了一种“治愈”或“救赎”：在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和失败的困境中，“他不是鼓励说拼命努力，而是肯定现在的状况”，“肯定主人公说‘这样也可以’‘输了也没问题，也可以的’”17。而这背后是文学的转型：现代以来的文学大抵是促使读者“期待着通过作品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某种真实”，借鲁迅的话说即“睁了眼看”、“敢于正视”18，“文学不外是给每个读者启示更大的世界”；然而对于现在的青年而言，“文学不太能启示这样的世界。世界已经固定，而在所属的狭窄的共同体里，自己的位置或角色被分配下来，很难感到自己能参与并能改变的余地”19。无法改变命运的青年人，安住于村上的文学中，告慰自己“输了也没问题，也可以的”——现实的失败与文学的失败就是这样彼此配合。
当小娄逃离北京来到拉丁的初期，肯定产生过“这样也可以”的自我告慰（“离拉丁越近”，“想哭的冲动越来越频繁”）。如上文所分析，这种对于失败的自我体认，一方面可视作青年人身处严峻现实时的心理缓冲与防御机制；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社会压迫机制时的保守，这里的“保守性”在于，青年人的心如死水与“认命”，并不是个体“自然”的、“天性”的状态与心理，而是指向个体与被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暴力之间被迫的同谋关系。——对此同谋关系无所自觉甚至不以为然，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者吧，尤其与第一部分提及的文学史上那些从失败感中转化出翻转、变革潜能的青年形象作对照。
但小娄毕竟不安分，转折点是他开始尝试在丛林的荒地上种植药材，“刚进山那阵，我只想将内心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赶紧释放出去，洗涤得越干净越好。而现在，仿佛一颗空空荡荡的心，开始了某种期待与守望”，与此心态变化相同步的，是焕发而出战天斗地的活力。尽管读完小说了解到小娄的药材生意败于天灾，尽管这番生意的性质非常可疑（下文详析），但我们不能抹杀开垦荒地最初的意义，这一行动让在都市中奄奄一息的小娄恢复生机，让濒死的心脏再次起搏，从“不能想象到变化存在”的“给定”的环境和秩序中挣脱，转而“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20，进而重新把握自我的命运。都市生活中的失败者摇身一变为边地的征服者，仿佛新时代的鲁滨逊。而《可悲的第一人称》与笛福名著《鲁滨逊漂流记》确实可以进行有趣的对读。
小娄在老康的引领下，第一次进入拉丁原始丛林，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老康为小娄带去了食物及“锅碗瓢盆和棉被”，小娄眼中“到处都是碍手碍脚的东西”，却唯独缺了两件物品，“我说得有张桌子，还要一把椅子”，老康“愣了下”，“面露难色地补了一句，我家也只有吃饭的桌子……”也就是说，在当地人老康看来，桌椅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老康也完全不理解桌椅之于小娄的功能和意义，后者需要的绝非仅是“吃饭的桌子”。于是，小娄来到丛林后的第一次劳动，就是“锯倒了一棵桉树……尽量将它打磨得更平滑些。将纸张铺展开来，树桩顿时成了书桌”；又“锯了几段树身，充当凳子”。而鲁滨逊漂流到荒岛后，首先制造的也恰恰是桌椅。他们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品开始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就小娄而言，固然是因为老康为其准备了食物等以维持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必需品’其实是使自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源”21。所以一点不奇怪，小娄带去了书与纸张，“刚来的时候，还每天认真写篇日记”。当开始种植药材时，小娄有着强烈的自信，“我的自信来源于我大学里选的农学专业”。可见，尽管小娄“在水面上看见了自己的模样，邋遢的头发，乱糟糟的胡子……带着一股子脱离文明社会的野蛮味”，但是与鲁滨逊一样，小娄并不是文明返回自然，探索“自然的技艺”，他的种植劳动，不仅借助文明的工具，更依靠种种文化的装备。
瓦特在论述鲁滨逊时指出：“经济动机的本质，按照逻辑需要其它思想、感觉、行为的模式贬值：各种传统形式的群体关系、家庭、行为、村庄、民族感，这一切都要被削弱。”22小娄退居丛林，割断一切社会关系纽带，原本起因于失败者逃离城市，但却无意中“还原”出鲁滨逊式“经济个人主义”兴起的前提，为此后的开垦荒地、种植药材打下铺垫。不过，小娄终究不是鲁滨逊意义上“一个真正的资产者”23、纯粹的“经济人”。比如，鲁滨逊的簿记上详细“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24。小娄初到拉丁时也曾记过日记，由其“文学青年”的本性来看，日记上的文字内容肯定不同于鲁滨逊式的权衡利弊、盘算进出。再比如，对于纯粹的“经济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要是借贷关系、契约关系、主从关系，所以感情生活在鲁滨逊的故事中被一笔带过。25尤其对于以性别为基础的关系更是需要被彻底屏蔽，“正像韦伯指出的那样，性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是个人对合理的经济目的的追求最大的潜在危险”。因此，“爱情在鲁滨逊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位置，甚至在他获得最大胜利的场面中，在那个岛上，性的诱惑仍然被排斥在外”26。而小娄却无法完全挣脱人际关系、感情交流和性生活等次要的、非经济的联系与活动。他要应付家人的劝告（“他们想方设法劝我早点出来，甚至扬言要来把我找回去”）；频繁做梦与两位前女友相会，“有时想着小乌的身体，有时则是李蕾……每晚我都被这种念头折磨着”；小乌还曾来丛林探望过小娄，恰恰这次经历导致小乌怀孕……与鲁滨逊的“严于自律”相比，小娄的再次失败几乎是注定的。看来在表面的相似背后，鲁滨逊与小娄的差异也许更耐人寻味。
笛福在“序言”中曾这样标举鲁滨逊身上具备的积极品质：“这就是在最悲惨的痛苦中可取的战无不胜的耐力，在最令人沮丧的环境中的不屈不挠的适应性和无畏的决心。”27这种天生的漫游精神与拼搏意志是鲁滨逊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重要动力，甚或超越狭隘的功利视野，而表达出人类永恒的内在不安，不安分、不满足于上帝或自然给予自身的限定处境。类似的“不安分”当然也能够在小娄身上找到，不过这发生于他开始种植药材这一转折点之后，比照一下，漫游精神与拼搏意志支撑着鲁滨逊去不断冒险和开发一个又一个荒岛；而小娄反过来是在种植药材之后才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后者多出的一层曲折，也体现在文本形式上。瓦特指出笛福小说总是流溢出“轻快活泼无忧无虑的基调”28，伊格尔顿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发现一种“纯粹”的、“累积”型叙事：“这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后来怎么样了？’事件不能说不重要，但这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导致其他事件。这些躁动的故事只是自顾自地向前冲刺，谈不上什么整体构思。叙事是为了累积而累积，就像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利润，给人的感觉是小说对于叙事具有一种无法餍足的欲望。”29与直线而单向的累积型叙事相比，《可悲的第一人称》的叙事结构处于耗散—重聚的循环中，城市生活的失败、决然逃离、丛林中短暂休憩、再度活力焕发地开荒、药材种植遭遇天灾……整个叙事线索随着纷繁的事件、变换的地点与主人公起伏不定的心情而不断处于打断、重启的状态。这里没有鲁滨逊式“轻快活泼无忧无虑的基调”，也无法持续累积叙事能量“向前冲刺”，而是时断时续、患得患失。
文本的形式肌理实则出于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鲁滨逊令人惊奇地将一种非常理性化的算计与一种极端冲动的历险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这种结合以一种精神救赎的意涵。”30理性的设计、秩序与不安分的漫游、冒险构成了型塑现代资本世界的动力机制。鲁滨逊浑然一体地与喷薄而出的时代主潮结合在一起，代言崭新的社会秩序与生产方式，借上文的话说，他是成功的“时代之子”；彰显出新兴资产者在跃上历史舞台之际的乐观与自信，鲁滨逊每一次出海冒险都裹挟着这一乐观自信。而小娄是无奈地被他所处的时代放逐到了边地丛林。在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鲁滨逊辛勤的劳作能够换来成功，而小娄无法重拾鲁滨逊的旧路（下详），“将被抛弃的不幸变成一种成功”31，他来到了“路之尽头”。
最后，鲁滨逊和小娄都遭遇过死亡威胁。鲁滨逊因感染疟疾而发烧，危急时刻，和治疗疟疾的烟草一起发现的是《圣经》，由此开启清教徒的自省，“他的精神生活的最有意义的方面是他严格进行道德的、宗教的反省的趋向。他的每一行动都紧随一段思考，他沉思默想的是这个行动怎样揭示了神意指向的问题。如果庄稼发芽了，那这一定是神‘赐给保命’的奇迹”32。小娄因误食氰苷未加溶解的木薯而陷入昏迷，起死回生的那一刻，“窗外有阳光倾泻进来”。在一般的成长小说里，“光照”往往是隐喻，光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喻示着其脱离旧状态进入新状态，仿佛“通过仪式”一般，领悟人生真谛，完成身份转换。可惜小娄既未像鲁滨逊一般领受神意也未脱胎换骨。他彻底醒来时，“看见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只巨大的蜘蛛网”，可惜“光照”并未帮助小娄去领悟，药材和“天意”之间横亘着这只蜘蛛网所预示的不祥。
04
边地乌托邦的溃败
进入拉丁丛林后，小娄的生活与心态有一道明显变化的轨迹。“刚进山那阵，我只想将内心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赶紧释放出去，洗涤得越干净越好”，确实也得偿所愿，每天“享受着难得的平静”，“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变化始于心念一动：“这真是一块好地……我有了一种将这片土地重新种上药材的念头”，于是将心念付诸实践，“我来拉丁，是奔着药材来的。我在这里有梦想，有目标”——这未必全是应付家人的托词，也是小娄心念萌动后真实的内心写照。从此，“一颗空空荡荡的心，开始了某种期待与守望”——这是对投资回报、资本升值的“期待与守望”：在这批药材上，小娄投入的成本是二十万——“北漂”期间积攒下的全部，而预期回报是一两百万，“那个数字一出口，把我自己也吓着了。我还从没有想能卖这么多的钱”。尽管知道这是没有退路的选择，但仍然下定决心“不干出点名堂，决不出山”，于是药材成了“唯一的慰藉”。我们必须辩证讨论经营药材之于小娄的意义：如上文所言，这番活动诚然让小娄振作一新、重燃希望，但也时时刻刻烧灼着他，让其再度陷入焦虑，甚至初进丛林时已被治愈的失眠症“又悄然回来”。当认定“唯有这块地是我的意义所在”、“我的药材是唯一能给我慰藉”的同时，一度宣告“我抛弃了全世界”的小娄居然开始“怀念城市的喧嚣与灯火”，也就是说，荒林中种植药材和都市里的成功生活之间，已然建立起了隐秘联系，“我想象着卖完药材的场景，钱包臌胀，仿佛又回到刚来北京那年，整个世界都不在话下”。药材一度“长势良好”，且“外边的药材行情一路看涨”；然而没想到在收获时节却遭受“百年难遇的大雪”，“娇嫩的药材”“冻烂，腐化掉，变成一堆肥料”，“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功败垂成，我离成功曾那么近”……
小娄最终溃败的原因是什么？鲁滨逊的成就曾饱受质疑，“自由经营的古典田园诗并不能真地证实任何人只要凭着自己的努力都会得到舒适和安全”33，马克思更是嘲笑：“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滨逊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34鲁滨逊“偶然”的成功或许“不可思议”，小娄的失败倒是有充分的现实性，天气恶劣冻坏药材，大雪封山无法及时出货。但是在笔者看来，天意（或偶然性）和封闭环境中人类经济社会性的缺失，并不是导致小娄失败的根本原因。鲁滨逊体现了18世纪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的占有，生产出物质财富，并且在财富或资本里确证成功的目标与自我的意义。当小娄幻想着通过药材生意“咸鱼翻身”、逆袭成功之时，其所服膺并力图实践的，也正是“鲁滨逊的理想”。但他恰恰忘了，鲁滨逊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理想早被封杀。
小娄一次次失败，甚至败退到拉丁丛林，然而持续的失败感乃至“路之尽头”的绝望体验，都被都市生活与资本世界所允诺的无限可能“顺利”地吸纳、化解了，于是失败青年“屡仆屡起”，失败故事重复上演。小娄所追求的“成功者”逻辑及获取成功的方式（由“个人奋斗”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幻象所提供），注定其一败再败，不得不败。如上文所分析，拉丁生活的转折点在于小娄“心念一动”，这心动的瞬间，又再次将个人命运对接上了奋斗神话。而真正的失败在于，对于自身在社会结构和主流秩序下的真实处境没有觉悟。小娄扎根北京、奋斗致富的梦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常态的个人与社会的认知模式，以及与之相互配套的由城市化进程限定的个人怀抱理想的方式”35。如果不跳出这一如来佛的手掌心，小娄式的底层青年只能一败再败。“路之尽头”的真正自觉，在于从根本上勘破上述既定方案已无法顺利运转，重新设想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式。
福柯在《词与物》中讨论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娥》，提醒我们去“看见不在场之物”，画面中不在场的国王夫妇——他们通过墙壁上的镜子反射到画面中——才是整幅画的“真实中心”，“它象征性地是至高无上的”36。这也启示我们去寻访在边地丛林中看似不可见、却无处不在地起到隐形支配作用的“权力之点”——资本逻辑与个人奋斗神话。不同于单方面压迫和奴役的传统专制暴力，福柯看来，“资产阶级在生产、经济交往、政治斗争，甚至在每时每刻的细小日常生活中都建构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多方面的角逐和博弈的关系场景”37，由此，被压迫者恰恰表现为、进而自我想象为能动的主体，去生产、休闲、购物、旅游，但这一切都可能只是资本逻辑权力部署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小娄离开北京到拉丁，表面上看出于自由自主的选择，然而依然是被资本填充了生命存在本身的内驱力。而他此后试图通过开荒种植来重返北京，恰恰进一步证明了其“无所逃于”资本逻辑权力部署的弥天之网。置身于意识形态中的个人往往意识不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立自足的主体，从而将想象性的关系误认为真实关系。“它将说话者置放在特定的论述位置，使说话者认为自己是发话内容的有意识作者。然而，这种作者的身份所仰赖的这个系统却仍然是毫不自觉的”38，在“政治无意识”的遏制下，小娄无法认清自身在现实境遇中的真实的阶级处境和社会关系——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虽然被城市放逐，但是小娄在拉丁的作为表明，其成功人士的梦想还没有最后破碎，翻盘成功的渴望依然在心底深处念兹在兹。像拉丁丛林这样的“远方”，曾经焕发诗意而充满无限可能，然而此刻远方已经被资本殖民为内部世界，出走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翻盘，是为了“钱包鼓胀”地回到北京。像小娄这般被打翻在地的底层青年，依然在资本逻辑部署、定义的秩序内试图重返优势地位，这正体现出“规训”的强势。故而，小娄的失败，恰恰说明了主流秩序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可悲的第一人称》细致刻画出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失败”是对当下境遇的自嘲，但未必通向无路可走的绝望；而是以低调的姿态暂时潜伏，等待“逆袭”的时刻。之所以说现实秩序的统驭具备复杂性，是因为其已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转化人们失败感等消极经验的机制。我们身边处处可见暮气沉沉的青年人，在都市生活中举步维艰，但他们对于物质追求并未放松，相反，“不但继续从中感受被逼无奈的苦恼，也同时从中发掘值得追求的生趣”39。
失败青年注定会经历一次次的屡仆屡起，与此同时，我们在上文提及的“路之尽头”的危机意识也丧失殆尽。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是一位“文学青年”的失败。小娄热爱创作，初抵拉丁，扔掉了手机，却将书籍带进丛林，并坚持写日记。蔡翔这样来理解“文学青年”的独特气质：“浪漫、幻想、自由、表现自我、外向或扩张的、反世俗、求道者，等等。这样一种气质或者形式，在中国的现代史上，一直是革命或者抗争性政治的有效的利用资源。”40遗憾的是，文学已经无法在有效的历史介入和现实关联中，成为一种丰富主体的安置方式，而仅只是个人修辞或抒情的表达工具。甚至后面这一点都无法保全，当种植药材的事业展开的同时，文学空间遭到了挤压，“带来的书早已读完”，“该写的东西越来越少，每天的日记渐渐变短”。巴赫金说：“强烈感觉到可能存在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绝不同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观（并清晰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小说塑造现今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41像小娄这样，弃绝“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的想象力，完全臣服于世界通行的兑换原则，终于，文学也与他渐行渐远。
05
转瞬即逝的契机
然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真的已经笼盖四野了吗？“无论一种思想意识或社会制度的统治多么完全，永远有某种社会历史是它所不能覆盖和控制的。从这些部分历史就时常产生反抗。”42上文曾提及，小娄携带着“脱身一刻”的生机与“路之尽头”的危机感而来到拉丁丛林，尽管故事结局证明我们的理解过于乐观，尽管已无法扭转小娄命运的已然走向，然而作为文学读者，我们却不妨鼓足勇气，重新想象潜藏在小说情节脉络中隐而未发的可能性。在讨论这些错失的契机之前，我们需要再打量一下拉丁的意义。
小娄满身伤痕地来到拉丁丛林，“河的对岸就是越南”，这是一块位于“时光遗忘之处”的边地。而边地素来是提供乌托邦幻想的源泉，就像当年寻根小说主动回向罕有人迹的林野，试图在不规范的边地文化中寻求蓬勃生命力，促使民族与自我“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43。换言之，拉丁丛林作为化外之地和“异质世界”，站在都市北京的对立面，提供着反抗的可能。在巴塔耶看来，现代世界是一个“同质世界”，其特征是现实功利性生产，“在此，每一个要素都和别的要素相关，都对另一个要素发挥作用，都卷入到一个紧凑的生产链条中变成一个功能性环节，它们在一个可通约性范围内发挥作用”，同质世界中的个体缺乏自主性和自为性，转而“将自己还原为自身之外的某种存在，比如说，将个体还原为他所创造的产品，将人性还原为可以交换的存在”——这就是小娄在北京奄奄一息的生活状态。然而，“在一个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异质性世界，……同质性世界将所有要素纳入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运转机器中，而异质性世界则将社会无法同化的东西囊括其中。异质世界是同质世界的剩余物，……是另类性、不可通约性，就是处在整个生产的逻辑链条之外”44。失败者从城市来到边地，小娄是被同质世界所排除的冗余，拉丁是资本生产的逻辑链条不可通约的飞地。
可惜小娄在拉丁的作为粉碎了我们的阅读期待，他以利润生产的盘算，将丛林中原本未被充分物化的褶皱填补掉，再次落入“同质世界”中。这也促使读者反省上述“中心—边缘”的结构图式，该结构图式往往会形成一个固化的价值判断：边缘／弱势对抗中心／强势，我们上文的分析也暗含着在虚构的边地反抗城市中心的预设，然而小娄在拉丁的作为，完全是边缘在复制中心的逻辑。小娄的失败，或者说作者的暗讽，终于提醒我们——其实，立足边缘原不是为了再造出一个新的中心，而是为了从整体上突破“中心—边缘”的结构原理对于当代生活的宰制与想象。然而话说回来，小娄“这一个”的失败，并不能排除小说情节脉络中暗含着转瞬即逝的突破的契机，这些契机并未获得实际发展，却绝不是“不存在”或“无意义”的。那么，这些一闪而过却没有被及时把握住的可能性，到底指向哪里？
小娄来到草叶葳蕤的原始丛林，在自然怀抱中恢复被都市压抑的生机，然而渐渐地，每天开始背着鸟铳“在林子里逡巡”，“仿佛整个山林都是我的”，进而宣告“我成了这片原始丛林中真正的主人，我决定这些动植物的生死”、“我才是真正的丛林之王”，他要通过开荒种植来向自然世界索取丰厚的物质回报。于是，都市生活中的失败者，摇身一变为丛林征服者，“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要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提供了几乎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45。也就是说，小娄给自己提供的救赎，不是陶渊明式的“复得返自然”，而是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意义上的“现代性方案”。由“被规定者”转变为自身乃至世界的立法者，然而这一自信乐观的转变中却埋伏着人与世界割裂的隐患。拉丁丛林对于小娄而言，逐渐丧失了提供安慰的家园的整体性，而被把握为需要去克服的外在对象，“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46。其实在当下现实中，返乡是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征服性、功利性的道路的，例如在当代乡村建设的青年人视野中，返乡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挑战”，“增强对乡村多样性的认识，进而反思当下社会，探索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新可能”47。由此对照，小娄的返乡根本不具备上述能动性，反倒无意中配合了现代性焦虑与主流意识形态。
在祭出“主人心态”与“现代性方案”之后，小娄的劳动也发生了异化。从小娄在北京的工作经历来看，他是资本运行链条上被苛刻剥削的一颗螺丝钉，但对城市中产梦的憧憬以及对消费者身份的偏执，使其往往忽略自身作为生产者、劳动者的现实。甚至，越是遭受苛刻的剥削，越是让被剥削者沉浸在上述憧憬和偏执编织的幻梦中无法自拔，从而越是“忘我”地“投入工作”。小娄在北京“最愉快、乐观的时光”，是和女友“加在一起的存款接近二十万的那天”，“浑身都洋溢着幸福感，好像已经拥有了房一样”，于是“每天都拼命地加班，接外活，只想多存点，好接近首付的底线”。美梦破灭后孤身来到拉丁丛林，此时闪烁的契机在于：通过“完整的劳动”，从资本异化的链条上挣脱，进而转化出积极的能量。值得辨析的是，“我”到拉丁后的“劳动”性质有一道变化的轨迹：一开始，加盖房子上的茅草、种植蔬菜水果等，都是和身体自然需求密切相关的劳动；尽管制作桌椅如上文所分析，有点超越了温饱范围，但这依然不脱离“为使用而制作”而非“为逐利而生产”。在这个阶段，既能占有完整的劳动过程，又能支配全部劳动产品，小娄作为劳动者是完整而非异化的人。当他吃上自己种的胡萝卜时，还发出感慨“这才是真正的人间食粮”——这是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生发的愉悦，带着自食其力的骄傲，不以财富多寡作为评价成败的标准，更不会迎合资本和拜物教。48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拉丁鲁滨逊”的登台，从自给自足的劳动变为“高风险投资”，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变为逐利性经营。郑小驴通过小娄在拉丁的失败，再次论证了底层青年个人奋斗神话的幻灭，“试比较一下，倘若这块药材地是一个现代化中药企业的一部分，那么通过整体科学合理的布局、人力物流资源的配置以及对市场供给的杠杆调节，即使在天灾面前难逃损失，但至少能够形成一定抵御风险的弹性空间”49，而小娄尽管试图扩大生产规模、和丛林外的市场空间挂钩，但是小生产者的个体经营，注定将在现代社会高度资本化的惊涛骇浪中覆灭。
历史实践无数次证明，劳动不但能提供给个体反思、重构现实的依据，而且能促使人类真正的联合，解除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功利、契约的物质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和谐生活、亲密交往并形成情感与认同的关系共同体。我们可以将《可悲的第一人称》与当代文学史上以王蒙《在伊犁》、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著名的边地小说作对照，在后者那里，或者发扬边地人民的美好人性，或者演绎远离中心的民间自由，张贤亮下面这番话兴许不无特殊年代的夸张印记但毕竟发自肺腑：“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劳动与物质的交换中获得过某种满足和愉快，在与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共同生活中治疗了自己的精神创伤，纠正了过去的偏见，甚至改变了旧的思想方法，从而使自己的心灵丰满起来。”50——这种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劳动”，进而在与普通民众亲密的连带感中“治疗自己精神创伤”的体悟，在小娄的视野里是完全阙如的。种植药材过程中，小娄曾“雇了二三十个老汉”帮忙“挖地和薅草”，“他们干完活，我让老康给他们结了工钱。老汉们对我充满了好奇，眼神中夹杂着玩味和几许不解。干完活，我打发他们都出去了”。小说以寥寥几句话交代了这一集体活动，也点染出小娄的态度——干完活，结了工钱，就草草“打发”走一干劳动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小娄摇身一变成为雇主，复制出资本秩序以工具理性对待他人的方式，和那些劳动者完全没有任何超越契约关系的交流。
与此同时，“孤独，成了我大多数时间无法打发的主题”。年代文学对此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及缺乏差异性的集体生活的反抗，年代“个人化写作”对独立性与个人经验的追求，构成了郑小驴这一代写作者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立足于这样的“地基”，青年写作一度沉迷于“孤独美学”。而对于小娄来说，浪漫主义传统对“孤独”与“失败”的一体认同，肯定会提供给他别有会心的安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51然而，郑小驴并不是要渲染“孤独”，反倒是要写出这种“孤独”的无法承受，写出小娄如何“被孤独折磨得奄奄一息”。细究起来，小娄选择边地原始丛林，心理动因之一是奋斗失败后“不想见人”，从复杂状况与尖锐生存命题中抽身而退，这种闪避的姿态说明，小娄身上的孤独感，并不出于生理、心理感受，而本就是被资本逻辑和压迫性社会结构制造出来的。所以，孤独也根本无法避开后两者的调控，无怪乎，孤独感疯长的同时，小娄“心念一动”开始经营药材，而如上文所言以日记和阅读构成的文学空间却不断压缩。一方面是物质欲望的启动，另一方面是精神修养的隐退（哲学意义上的“孤独”往往是发现内在自我、发现自我丰富性的开端；然而在小娄这里，封闭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并不顺理成章地意味着对精神世界的深化与丰富）——所谓“孤独”，就在这样一幅完全不对称的体格中左冲右突。郑小驴以此来提示小娄（以及这一代人）赋予孤独的“自足性”根本是幻觉，“孤独美学”的破产是否能重启反省的契机呢？白璧德曾这样描述浪漫主义式孤独的发生：当他们发现“理想只导致实际的不幸时，他并不责备自己的理想。他只认为世界不配他这样结构如此精美的人居住，所以就从这个世界中退出，以自己的悲哀包裹自己，一如穿上了一件披风”52。在小娄反复体认失败、逐步退居边缘的过程中，他肯定不断地指责这个世界，然而与此同时是否反省过“自己的理想”——那种对个人奋斗神话的执迷、对公共生活的逃避，才是他一败再败的原委。在19世纪经典成长教育小说施蒂夫特的《晚夏》中，年轻的主人公也曾一度沉浸在自艾自怜的孤独状态中，但终于将内心情感向身外世界敞开，通过劳作、通过与外在事物的联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找到“平衡和解脱”，避免“个体思绪在封闭世界中的空转”53。对照一下，小娄完全不具备自我治愈孤独的能量，在“无聊透顶的时候”，他将丛林中的蛇砸成肉泥、将树蛙开膛破肚，这完全是个体焦灼情绪的外化。种植药材也是一种劳作，但在小娄这里，仅止于追求利润的投资行为，其所引发的，只是巨大的期待和甘冒风险的焦虑，这样的劳作完全不参与主体修养的内在建设。
06
结语：“提早衰落”或“青春的重返”
埃德蒙·威尔逊曾不无伤感地总结世纪末艺术趣味的变化：“法郎士那一代的力量，来自于对社会事务的广泛知识，对人类富有同情的兴趣，与民意的直接接触，以及通过文学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而到了瓦莱里的时代，孤独的挣扎，真诚的内省，才是文学的力量之源。”伴随着现实生活的幻灭，瓦莱里、艾略特以及他们的模仿者们纷纷避居“阿克瑟尔的城堡”：“在伦敦和纽约、在这边和英国那边的大学中，这些年轻人的想象逃离人间，寄居于荒凉的海滩、仙人掌杂生的沙漠，以及积满尘垢、老鼠横行的阁楼上——他们进行创作的资产就只有旧玻璃杯的几块碎片和七零八落的碎骨。”这里的海滩、沙漠和阁楼，就好比小娄的拉丁丛林，然而威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荒原》使年轻的诗人们提早衰老。”54“提早衰落”也构成了《可悲的第一人称》的结尾，药材经营失败后小娄一蹶不振，在雪地里的枯树上钓鱼。这幅诡异（“地里哪来的鱼？”）、生命热力衰竭（再次与鲁滨逊对照，鲁滨逊不断冒险，自称“安静地坐在那儿，对我来说尤其是生活中的不幸成分”55）的静穆画面，被老康带来小乌的消息而震碎。除了房价飙升之外，小娄从北京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女友的堕胎与离开，在小说结尾，因为小乌怀孕“我将必须回到她身边”——新一轮的循环开始了，“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但又无处可逃，所以只能在这种奋斗的假象里自我欺瞒，并不断复制着自我异化的循环”56。
等待小娄的，真的只是衰竭与死灭吗？小说结尾呈现的“雪地枯树”是一个非常别致的意象，尤其在中国古典艺术比如传统绘画中，“枯树的力量和它的吸引力正是根植于一种视觉和概念上的模糊性：它那废墟般的形体同时拥有非凡的能量和精神。枯树虽显现了死亡和萧衰，但同时也为复苏和青春的重返带来希望。它远不是一个‘终结’的形象”，“孤独的枯树最确切地传达了‘天地之心’的生生不息，因为它为自己的再生而挣扎，不像百卉千葩那样不过是自然界暂时的茂盛”57。枯树引向的，与其说是“路之尽头”，毋宁说是一个“临界点”：可能就此“从昏睡入死灭”58，也可能经“再生而挣扎”通向“青春的重返”。前途未卜，端赖临界点上的主动作为。
从乡村城镇、欠发达地区涌入中心城市的青年人，想必和小娄一样，也曾“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发誓要在这座城市扎根下来”，然而上升通道的堵塞和持续走高的房价，无情粉碎了他们的城市中产梦。以小娄为代表的失败青年故事，将那些继续做梦的人惊醒，他们，或者说“我们”，能够在“路之尽头”的危机感中重新设想自身在时代中的位置吗？能够在资本提供的“个人奋斗”等思考逻辑之外，突破“异化的循环”，将失败感转化为“青春重返”的能量吗？
END
下
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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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原载《收获》年第4期；又收入小说集《蚁王》，作家出版社年版。本文引文根据小说集，下引皆同。
王晓明等：《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年版，第20、页。
3里尔克：《给一位朋友的安魂曲》，《里尔克诗选》，臧棣编，张曙光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5本雅明：《论卡夫卡》，《启迪：本雅明文选》，第页。
6北岛、王寅：《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第一财经日报》年11月26日。
7郜元宝：《在失败中自觉》，《南方文坛》年第3期。
8JingTsu，Failure，NationalismandLiterature：TheMakingofChineseIdentity，—，PaloAlto: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3，8，-.
9康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如何升起的？》，《文学》（年秋冬卷），陈思和、王德威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10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季剑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1莱昂内尔·特里林：《卡萨玛西玛公主》，《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张沫译，译林出版社年版，第、页。
12关于当下青年人如何、为何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呈现出内向化的、自我压抑姿态，参见拙作《宅女，或离家出走？——当下青春写作的两幅肖像》，《文艺研究》年第2期。
13FrancoMoretti，TheWayoftheWorld：TheBildungsromaninEuropeanCulture，tran.AlbertSbragia，London:Verso，，pp.-.
14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第页。
15韩寒：《青春》，《青春》，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4页。
16项静：《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文学报》年9月24日。
17千野拓政：《村上春树的孤独和救赎》，《花城》年第5期。
18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9千野拓政：《动员方式的变迁与文化转折》，《花城》年第6期。
20亨廷顿这样描述“传统社会”到启蒙现代性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将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看作是给定的，认为环境是奉神的旨意缔造的，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秩序，不仅是渎神的而且是徒劳的。传统社会很少变化，或有变化也不能被感知，因为人们不能想象到变化的存在。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摒弃外界对人的制约，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2页。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三联书店年版，第11、35页。
62728233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年版，第66、70、94、、92、79、70页。
2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年9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3、94页。
25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年版，第48、49页。
29特里·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3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6、87页。
35罗小茗：《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文学评论》年第2期。
36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年版，第19页。
37张一兵：《回到福柯》，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0页。
原文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5期
金理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