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能提供5%以上较稳定收益率和大规模投资机会的市场并不多。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中国是少有的能为大规模资金提供可观收益的“良港”。西水东流乃大势所趋。
文/方风雷
厚朴投资董事长暨创始合伙人
（编者按：方风雷无疑是中国投资圈的一个资深大佬，他操盘了诸多大型投资交易。过往多年，其一直以非常低调的姿态示人，对外发声也并不多见。不过其背景和平台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他视野的与众不同。在今年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殊时期，他的看法和判断无疑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年行将过半，时疫仍在全球蔓延。按干支纪年法，年是六十年一遇的“庚子年”。古来逢此干支总有重大灾祸发生，故中国民间有“庚子年不太平”的老话。年鸦片战争、年八国联军侵华、年全国性粮食短缺都发生在庚子年。人类有记录以来最高震级的地震——智利9.5级大地震也恰逢年庚子年。循着冥冥中之历史规则，无论东方堪舆大师，还是西方预言家，对年的看法均偏负面。按堪舆学的说法，庚子遇坎“合乎数”。很多投资人关心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情况。我想谈谈我的一些观察。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打法对于这场新冠疫情，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多国学者的研究已证明病毒来自自然，并非来自实验室。另外，从去年12月8日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开始，中国一直尽力以最快速度查明原因。年12月26日至年1月5日，武汉患者的病毒样本被送至广州、北京、上海多家基因测序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指向一种与SARS极为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新型病毒。这些机构以专业人员身份与国际同行进行了信息分享。当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上，后来证明并不正确，因为许多病例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可以说，最初的情况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这次情况与年SARS不同，当时因瞒报疫情而撤换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这次没有隐瞒疫情的主观动机。从1月3日起，中国正式向世卫组织WHO和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分离出首株新冠病毒毒株。1月12日，国家卫健委与世卫组织分享了病毒基因组序列。现在来看，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对国内民众的通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新冠肺炎是人类至今没有完全认知的疾病，早期防控措施上的一些缺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况且中国是在毫无防备之下第一个遭遇新冠病毒侵袭的国家。1月23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武汉封城令，之后对湖北全省採取同样措施。武汉1,万人、湖北5,万人全面禁止出入，飞机、火车、城市交通全部暂停。封城面临来自医疗、物流、治安和人心的多方面挑战。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国家很快动员了全国4.2万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与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投入高强度的抗疫工作。这种状态持续了76天，直至4月8日零时武汉解封。我在想，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做这么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都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创造了一些打法。比如，医院。医院，轻症患者留在家中会感染家人和社区。同时，中国启用了全国性密切接触者追踪系统，相关应用程序的使用超过数十亿人次。研究表明，在多种防控策略中，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成本效益最高。单纯靠禁止餐厅营业、禁止旅行这些手段阻断传播，其成本非常高昂，而追踪密切接触者最有效，成本也最低。另外，中国65万个城乡社区有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每天为进出社区的居民测量体温，协助疑似患者就医，帮助长者买菜、买药。总体而言，此次抗疫就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而言堪称完美。我曾在军队服过役，这种水平堪比军队组织，令我十分感慨。刊登于《科学（Science）》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称，这些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至少70万感染者（i）。其实，不仅中国大陆，包括港澳台地区，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我想这一方面是有SARS的前车之鉴，大家从一开始就比较警惕，同时也有政府动员能力较强，以及民众配合度高等因素。当然，抗疫之路上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接下来将会是对各国决心、毅力和应变能力的持续考验。冷静的经济政策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宣布一个具体的GDP增长目标。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不设具体增长目标的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分别是年、年和年。当时国际国内也都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不过，年虽然没有提出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但由于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因此在“十五”规划《纲要》裡提出，“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而后来证明，“十五”期间实际经济增速远超预期目标，达到了年均9.5%。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对中国很有信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第一，你们很稳定，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稳定。第二，有持续增长。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仍将在G7国家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当他问我对今年经济增长的看法时，我试图把它变成一个数字。我说答案很有可能是接近3%，但如果看未来三年的平均增速，我认为依然会在6%的水平。两会明确了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货币政策方面，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今年以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了30个基点。过去数月，西方国家相继祭出一系列超大剂量、非常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因而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偏温和。事实上，自3月起，中国一些经济指标就已出现修复迹象。最新公布的5月财新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PMI双双升至50荣枯线以上，分别达55和50.7。5月消费和投资数据均保持复苏向上态势，房地产市场亦出现回暖，销售金额同比增长14%，房地产投资增长8.1%。预期最为悲观的出口部门，5月数据亦显示了较强韧性，出口同比增长1.4%，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0%至-3%。即便剔除增速较高的防疫物资，其余出口的同比增速（-7%）依然显著好于韩国（-24%）、越南（-14%）等可比国家。3月以来中国经济的V型反转已经证明了强刺激的必要性非常低。同时，我注意到，西方国家的财政刺激计划大量用于向个人直接派发现金或提供失业补助。比如，在常规失业补助基础上，美国CARES法案每週再额外补助美元，很是“慷慨”。统计显示，美国68%的失业人口得到的失业补助高于失业前收入。特别是此前收入最低的那20%失业人口，他们所得到的失业补助是失业前工资的两倍有余。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复工成本。近期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也出现跃升，有资料表明很多家庭甚至把钱用作金融投机。中国在对待这类社会灾难问题上有自己的办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针对性的措施，而非直接大规模“撒钱”。比如，大量发放消费券。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份、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了多亿元消费券。当然，这一数字是动态的，还在不断增加。北京地区的使用数据显示，消费券以近10倍杠杆撬动了实际消费。相比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有使用期限，更能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再比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针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转内销政策，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消化部分因海外疫情导致的出口订单损失。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已达5.97万亿美元，与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相差约2,亿美元，这一差距正逐年缩小。又比如，今年政府不再追求表面的城市文明，多地允许夜市、地摊重现街头。以成都为例，“地摊经济”帮助10万人一夜之间实现就业。今年以来，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年初推出的3,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及陆续发放的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又创设了两个特殊时期专门扶持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给予延期还本付息的安排）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央行将用4,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直接购买地方银行部分普惠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