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关东学刊》年第4期
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及其现代启示
——以文明论为视点的考察
蒋永国
[摘要]在西方殖民势力建构近现代世界史的过程中，鲁迅与文明论相遇。这一历史机缘塑形了鲁迅“人”的理念，首先体现在鲁迅早期的文化批评中，后来又进入他的新文学创作。《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贯穿鲁迅新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他小说的人物形象层级结构：“旧人”的权力结构；“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有文明论的面影，但他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汲取中西文化的健康因素和建立个人-国家的模式而实现了对文明论的反抗新生。这昭示了“旧人”权力结构是中国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呈现了中国人现代化必须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证实了文明论的科学成分也是中国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养料。
[关键词]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文明论；现代启示
《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仅是鲁迅新文学运演轨迹的基本展现，也是鲁迅关于人和社会看法的集中反映，还是鲁迅探寻中国人现代化出路的一次艰难困苦的跋涉。鲁迅在三部小说集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的困境，并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人物形象结构。中西文化的交流格局使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吸收了文明论的科学养分和抗拒了它的糟粕，这为中国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场域和实践启示，但学界鲜有人从这个角度去客观呈现和辩证研究。(1)因此，本文以此为视点，首先考察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然后发掘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探索它对文明论的接受与反抗新生，进而讨论它对中国人现代化的启示。
鲁迅作品一、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
鲁迅(-)成长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与文明论的相遇是当时的世界格局决定的。回归这一历史现场，发现鲁迅早年比较充分地接触到了文明论，并在留日时期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表现出继承运用西方文明成果的初步功力。要厘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文明论有基本的了解。
第一，文明论的起源、形成及意识形态化。文明论是欧美主要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后在探索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学说。“文明”一词首次出现在法国老米拉波(VictorRiquetiMirabeau，-)年所写的《人类之友》一书中，指代优雅、教养和美德。(2)不久，“文明”就成为法国启蒙主义的常用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真正的“文明”观念，(3)德国学者埃利亚斯也对相关的看法进行了总结。(4)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看，18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结构使温和的反对派发展起来，他们在与“旧制度”妥协的基础上表达各自的不同利益，形成“文明人”说法，也有了相应的“文明”概念。法国的“文明”观念在形成初期是反对派和中等阶级的工具，特别是中等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社会内部斗争的手段，因而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改良传统宫廷文化的观念。“文明观念是由启蒙运动中改革主义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启蒙运动改革精神最直接的产物”。(5)反对派和中等阶层要表现自我意识和变革社会，不仅针对过度文明带来的虚假道德和文化，也要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人和野蛮人划分界限。因此，法国启蒙时期的真正的“文明人”就是表达变革社会和自由意志的新人。
18世纪后，基佐(FrancoisPierreGuillaumeGuizot，-)的动态文明论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互相产生和相互作用，初步承认欧洲近代文明的多样性，(6)但在欧洲发现新大陆及其探险的过程中，“文明”逐渐演化成殖民扩张的辩护词，后来又与进化论纠缠在一起，遂变成了西方殖民国家主导的文明等级论，并据此划分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ian)、半文明(half-civilized)、文明(civilized)以及开化(enlightened)国家地区和人的等级。(7)文明等级论认为：纽荷兰(NewHolland)及其邻近岛屿上的居民、非洲居民中的大部分、美洲土著居民是野蛮人；非洲部分地区、阿拉伯部分地区和中亚、北亚的部分地区的居民是蒙昧人；处于半文明状态的人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和中国的居民；文明和开化的人是指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和美洲一些地区的居民。(8)这样的划分是把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本质对立，就是赛义德所说的把西方之外的东方本质化(固化)，形成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文明等级的机械对应模式：野蛮国家-蒙昧国家-半开化国家-文明国家/野蛮人-蒙昧人-半开化人-文明人。此结构模式在19世纪被经典化，通过地理教科书、国际法及不平等条约广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被建构成一种带有普适性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成为殖民意识形态。与此相关的文明论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中国：欧美国家的传教和殖民扩张；中国人自己的主动编译和学习。鲁迅就是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中与文明论相遇的。
第二，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相遇的关键阶段是南京求学时期(-)和留日时期(-)，主要通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译著和日本中转站的途径。年鲁迅读到严复译述的《天演论》，(9)非常喜欢，并迷上严译著作。周作人回忆：“以后他(严复，引者注)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致读不懂的《穆勒名学甲部》，也都购求到手。”(10)严复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不同程度地传播了历史发展阶段论，蕴含了有关文明论的理论因素，以致有研究认为“典型的四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源自于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四级社会阶段论。”(11)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喜欢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年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收入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一本政治启蒙书《佐治刍言》。《佐治刍言》中“论文教”一章专门讨论野人到文教的发展，有很强的文明论痕迹。(12)这种理念曾通过《时务报》被宣传，(13)鲁迅于此就会有所了解。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鲁迅留日时也喜欢阅读。周作人说：“癸卯()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经看到了。”(14)《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有梁启超直接宣传文明论的文章。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收入《饮冰室自由书》)中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野蛮人，二曰半开化人，三曰文明之人”(15)，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文明级别的特征。《新民丛报》发表了梁启超的长篇政论《新民说》(-)，采用了文明论的视角，“新民”的预设是“文明人”，另两篇重要的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6)()和《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7)()亦有文明论的影子，“‘文明/野蛮’的模式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思想框架之一。”(18)鲁迅喜欢梁启超的这些著述，当然会受到“文明/野蛮”思维模式的影响。
文明开化(明治政府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是明治日本的主流话语，福泽谕吉是构建这一话语的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文明论概略》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有人说《文野三界之别》直接抄自这部经典论著。(19)福泽谕吉推崇西方文明，他的文明论不仅参照了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和基佐的《欧洲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enEurope，)，更直接的来源是欧美的地理教科书。(20)赵京华认为“正是这些中学教科书中的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式的叙述，更直接地促成了他的文明比较论的形成，因为这些通俗的教科书更容易理解和接受。”(21)鲁迅留日时直接接触到深受英美文明论影响的日本地理教科书和地理学著作。年人文地理学家牧口常三郎出版了《人生地理学》，论及“人类之阶级”的思想被人概括为“一种二类四级制的文明等级论”。(22)此书部分章节曾被翻译刊登在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鲁迅作为浙江籍留学生与该刊渊源极深，不仅是撰稿人之一，(23)还参与过该刊编辑工作。(24)另外还必须提到美国传教士阿瑟·斯密斯(ArthurSmith，-，中文名明恩溥)的《支那人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原载-年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年日本人涩江保出版了日译本。这本书是文明论和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研究，张梦阳推测鲁迅在留日期间阅读了涩江保译的《支那人气质》，(25)对鲁迅观察中国国民劣根性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三，鲁迅对文明的认识转向。鲁迅从南京求学始，就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文明论，到留日归国前在理论上已初步完成了对文明的认识转向，具体过程是从国家文明到个人文明。年鲁迅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中国地质略论》，开篇就把一个地质学问题置于国家文明的视域中：“觇国非难。入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非文明国。不宁惟是；必殆将化为僵石，供后人摩挲叹息，谥曰绝种extractspecies之祥也。”(26)鲁迅以科学的先进来言说国家文明，显然受到西方国家文明观的影响。鲁迅的这种观念虽然和殖民性的西方国家文明论有别，但其价值基础是对西洋国家文明及其近代性的认同。(27)不过，鲁迅的认同借助日本的“中介”(或“方法”)很快从国家文明转向了个人文明。
“仙台鲁迅”(-)经历的“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是鲁迅转向个人文明的关键。“漏题事件”使鲁迅发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的感慨，(28)“幻灯事件”又让他深深地感到科学不能救国，中国落后的关键是人的精神问题。有研究认为，“仙台鲁迅”“实质上包含着日本批判的性质——具体说来就是‘反明治’的性质，即在明治后期普遍歧视中国人的日本社会中尊重中国人、关心中国人。”(29)“反明治”就是反对明治时期的日本亚洲文明论，抵抗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划分，回到“人”本身的进步上来。因此，年鲁迅回到东京后建立了他的“立人”理论。从鲁迅此段时间所写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向。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把文明论和进化论、个人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和浪漫主义诗学融合起来，从科学的背后洞悉到“人”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看到了中国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距，于是设计了新的“人”：智慧之人、个性自由之人、精神情感之人和人国之人,(30)并把新人与国家的富强同构，建构了异于殖民主义的个人-国家模式。(31)鲁迅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狂人、“纯白人”或者素朴之人融汇进去，批评对西方文化生吞活剥的“伪士”。(32)鲁迅于此形成的个人文明观在回国后10年内(-)处于压抑的状态，直到登上文坛才更明显地表露出来，并且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我们在跨越了鲁迅整个新文学创作的小说中能看到这一点。
二、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及其文明论面影
鲁迅一生只写了三部小说集，但它们不是没有关系的单篇小说的堆放，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不仅体现在每部小说集中，也体现在三部小说集之间。单就小说人物形象而言，他们之间是互文共生的关系，内在地呈现了一个人物形象的结构层，具有文明论的面影。
(一)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
鲁迅小说人物形象可概括为三大类：“新人”“自然人”“旧人”。“新人”类似伊藤虎丸所说，是不肯埋没于“众数”的“个人”和“个性”，反抗既成的一切，有不断“上征”和发展的精神，(33)涵括鲁迅三部小说集中的狂人、革命者、启蒙者、英雄、行动型知识分子、实践型领导者；“自然人”非法律概念，指鲁迅小说集中的被赞美的孩童、素朴之民和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糟粕毒害和外来文化伪装的率真的人物形象；“旧人”是鲁迅小说集中处在权力结构中的各类被异化的人物形象，包括官吏、乡绅、旧知识分子、麻木的国民、看客。这三类人物形象在鲁迅的整个小说中形成了立体的三个结构层：“旧人”的权力结构；“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
第一，“旧人”的权力结构。“旧人”的权力结构是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层，《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都有蕴含：权势者-被损害的知识分子-底层劳动人民，但《呐喊》明显，《彷徨》有所节制，《故事新编》走向内敛。《狂人日记》说到村民都被知县打枷过，被绅士掌过嘴，被衙役占过妻、被债主逼死，(34)这是一个从知县到绅士到衙役到债主再到村民的权力结构，而且主角狂人最后也回到了这个权力结构中。通过类似的手法展现“旧人”权力结构的小说还有《药》《孔乙己》《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赵七爷、赵太爷、钱太爷、丁举人、刽子手及其帮凶是权势者，压迫和欺辱没有中举的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人民。旧知识分子孔乙己和陈士成是没被皇权认可的落榜者，对最下层的劳动人民有心理优越感，但受当权派的打压，也受认可皇权价值之普通百姓的奚落。犬儒型知识分子方玄绰受新文化熏陶，因生存奉行鸵鸟政策，最后还是受制于官权。受害最大的是底层劳动人民，代表是阿Q，还有单四嫂子、成年闰土、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王胡、小D、七斤。另外两篇小说《兔和猫》及《小鸡的悲剧》通过动物来隐喻强权，实际上也涵蕴了这方面内容。
《彷徨》比较明显地表现“旧人”的权力结构的有三篇小说：《祝福》《长明灯》和《离婚》。《祝福》中的祥林嫂最直接的控制者是她婆婆和她丈夫。她在第一次婚姻中死了丈夫，婆婆和帮凶卫老婆子迫使祥林嫂成为她们赚钱的工具，不仅在鲁四老爷家做工的钱被婆婆拿走，而且还把她卖给了贺老六做老婆。鲁四老爷拥有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和话语权，通过四婶对祥林嫂发生作用，祥林嫂完全被钳制，没有逃遁的空间。鲁迅以祥林嫂为中介，把农村靠蛮力维系的权力结构与城镇靠意识形态维系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然后使“旧人”的权力结构获得社会普遍性。《长明灯》中的狂人要灭灯破除迷信，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郭老娃、四爷是当权派，阔亭、庄七光、方头是实施者，灰五婶是舆论宣传者，周围还有一大帮看客。这是权力结构在吉光屯的缩影，它罩住要灭灯的狂人，最后通过关押狂人平息了他的“革命”。《离婚》中的爱姑反抗婚姻不平等，但最后被以七大人-慰老爷-“老畜生”(爱姑公公)-“小畜生”(爱姑丈夫)-庄木三(爱姑父亲)构成的权力结构吞没。《彷徨》中其他各篇小说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旧人”权力结构的影子。《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及子君也是隐形地处在权力结构中，特别是《孤独者》，与不与这个结构共谋都只有死路一条。《肥皂》是夫权(四铭对他太太)和父权(四铭对学程)结构的另一展现，具体通过四铭的性幻想来表现，四铭-四铭太太-学程构成家庭权力结构，女乞丐是展现这个权力结构的引子。《示众》虽然塑造的是一群看客，实际上却是当权者对处于权力结构最底端的被示众者和麻木群众的宰制。《高老夫子》和《兄弟》打造了旧文化和新文化交界处的知识分子形象，高尔础是根植于旧文化的流氓混混，张沛君是披着兄弟和睦外衣的兄长，他们本质上还是“旧人”权力结构生产出来的。“彷徨”时期的鲁迅，正如瞿秋白所说：“他就渐渐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35)
《故事新编》的“旧人”权力结构依然存在。《补天》中的小丈夫，顶着乌黑的小小长方板，正是中国皇权至上的隐射。(36)《铸剑》中的楚王、大臣、王妃及麻木的老百姓形成权力结构，处在权力层级顶端的王权屠杀了眉间尺的父亲，导致复仇的发生，复仇虽然成功，但百姓麻木，最后又回到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去了。《理水》为了彰显大禹这样的实践性领导者，从侧面展现了传统社会的权力层级：形式主义的官僚—以鸟头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学者—唯上的百姓。《非攻》隐含了楚王、公输班和百姓所构成的权力结构。《采薇》其实也是把叔齐和伯夷置放在一个专制的权力结构中。《出关》的主角老子最终遭受到权力(关官关尹喜及其下属)的戏弄，他是归隐不与权力共谋而被弃置的旧知识分子。《起死》塑造的庄子则是通过权力延伸的力量(呼叫警士帮忙)解救了他被复活髑髅纠缠的困境，他也是依赖“旧人”权力的旧知识分子。
第二，“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鲁迅在小说中大面积地呈现“旧人”，也塑造了非常值得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好白癜风怎么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