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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作为武汉人，我在武汉疫情之前从不晓得武汉有个叫方方的“作家”。当然这不怪方方，怪我，我不学无术又为人粗鄙，十几年都不读书、不看报，最高追求是打p。所以我搞不懂那些“作家”们的风花雪夜哀愁婉约。作为生意人，我习惯言简意赅直来直去，最好一百个字能让我搞懂对方要什么货，么样付钱，违约责任么样算，干巴巴的但每个字都有价值。而作家们那种抒情啊、感叹啊、排比啊、拟人啊什么的“写作技巧”，虽然湿漉漉的，可对我来说却纯属浪费时间加无病呻吟，硬着头皮都读不下去。因而我的语境里，所谓“作家”是个贬义词，跟“百无一用”没什么区别。
不过这次武汉肺炎疫情里，让一个“作家”方方火了起来。一开始是无数人感同身受，特别是在风暴中心的武汉人，流着眼泪说她记录了武汉人遭受的苦难，直面真实、敢说真话；然后又有一波人开骂，骂她带节奏、说假话、编故事，给党和政府抹了黑，给中国人民丢了脸，给帝国主义当狗，给反华势力带路。最后，还有个北大博士干脆呼吁按“颠覆国家罪”把方方抓起来。尼玛，这罪名几大啊，把老子嚇哒到了。
身为武汉人，我不可能没看过方方日记，因为它传播确实太广了——如果没有几亿，肯定也有几千万阅读量。我虽人不在武汉，可武汉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和老同事，一大半社会关系都在武汉；我的孩子生在武汉，我的父亲死在武汉，我前半生的记忆全在武汉。武大的樱花，东湖的碧波，江滩的洋楼，硚口的骏骏牛肉粉，解放公园的淘气牛杂…..让我魂牵梦绕。而疫情风暴眼华南海鲜市场，离我在武汉最后一个家马场角只几百米远。我美丽的家乡短短几天里从繁华都市沦为人间地狱，我怎么可能不关心？请撤销对海南抢粮女子的处罚决定
更令我后怕的是，原本我是安排好元月中旬为一个项目到武汉出差的，但临了那边没协调好，我遂改变计划去了上海。我在上海的那些天，事后查明当时已有几十个患者在无声无息地传播着病毒，可南京路淮海路陆家嘴一片祥和，谁都没有防备；在元月十九日我返京时，无论是虹桥车站、高铁还是北京南站，都是熙熙攘攘、岁月静好。事后好多天心惊肉跳：要是万一当时武汉那边协调下来了会怎么样？我会来到武汉，乘车、开会、应酬、闲逛，然后不知不觉中感染病毒，再回去传染给家人，就像北京不幸死掉的那个上市公司高管王先生一样。
怀着这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我算是知道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并不是有谁替我负重前行，而是我火好，时代那一粒灰恰好擦着我的头皮飘了过去，飘啊飘，砸中了下一个人。病毒这玩意最平等，管你是公司高管还是快递小哥，管你是电影导演还是看门大爷，只要被它砸中，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然，点背不能怪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我火好也是政府部署有度指挥有方，要懂得感恩。但有过这种经历，兔死狐悲的我能不关心武汉的疫情吗？也正是这种关心让我晓得，原来武汉有个叫“方方”的作家，她在疫情中发表了几十篇日记。
实话说，我对方方日记评价一般。原因是武汉封城后，我一直在微博里转发武汉患者的求助信息，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这些走投无路的可怜人。那些事例实在太惨烈、太令人无法直视了，连我这个历来标榜唯利是图的奸商转到后来都满眼是泪。那些天，不仅困在炼狱里的乡亲们被煎熬，我这身在外地的武汉人同样如坐针毡。是的，我们虽素不相识，可我们同为武汉伢，我们心连心！印度“四大”众生相
最后实在是坐不住了，就想为缺医少药、挣扎在死亡线上乡亲们做点啥，托国外朋友帮忙买了几百盒国家卫健委指导意见里推荐的克力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无偿捐助给患者。由于早期没有别的更好药物，医院和国家卫健委推荐，这种平时根本没人
